很激动地转来这篇文章，目的是说：平白的理说出来不容易，深入方能浅出。
钱文忠是个特例，他钱多，但没有铜臭味，对于喜欢读书的书虫们来说，一样是敬佩的人。
钱先生钱多到啥程度呢？复旦国学版8卦称：1因为喜欢一套英国绝版杂志，就扔了8万英镑。。。
★★★★★★★我是调皮的分割线★★★★★★★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史、学术史、宗教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著作有文集《瓦釜集》、《末那皈依》等。
据说在我们到达的前一刻他才刚刚腾出一把椅子，因为他的书房向来只能坐下一个人———不是因为房间太小，那是足足两百多平方米的复式“豪宅”，而是这间屋子里，书像水一般泻满了每个角落。
采访钱文忠教授之前，当然已经听闻了他的那些传说，年届不惑的他是当今中国为数寥寥的几位研究梵文巴利文的学者之一，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作为书香世家后人，他延续着那个江南世家的文化香火。不仅如此，身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对他而言，在大学做教授早已不是为稻粱谋。
去年接受晨报采访时，他曾经说“学问对我有审美价值”，那么，对钱教授而言，读书又意味着什么呢。
爱书会上瘾
“这里的书只是我的一半，我在别的地方还有放书的房间。所以我的书经常有重复的，找不到了就再买一本。”这一半的书是怎样的概念呢，顶上的三个房间全部是书房，完全是图书馆的模样，底下也有一间书房。“我这个楼上地板还特别加过钢筋的。我当时住在对面的高层房子里，往下一看，这里怎么造房子了，马上过来订一套，这是一个复式，上面一层为了放书专门付钱加固过。”
可是“有这么多书，你也不会都看吧？”，面对着钱教授家中一堆堆、一摞摞、一架架的书，总忍不住想那些书被主人召唤的机会只有几万分之一啊，“不会，但我最起码会都翻过，而且要紧的书我会从头到底翻过。我现在还保留着抄书的习惯，我每天晚上用毛笔小楷都要抄一页书的。”
不过若以为钱教授买书就是为了他那个自嘲被很多人读成“焚”或者以为是“梵蒂冈文”的梵文专业，那是小看了他的爱书基因。虽然就这个专业而言，他敢说自己有的书复旦大学图书馆未必有，而自己没有的书学校图书馆肯定没有。但收藏这么多书则完全是个人爱好，是一种生活习惯。“读书和做学问跟职业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比如你喜欢文学，不表示你一定要读中文，念个经济系、会计系，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然后你每天读中文书不就好了吗。职业是维持生计的，比如选择做一个记者，你会喜欢，也可能不喜欢，但你下班后完全可以读自己的东西，这和你的志业没有多大联系。找一个职业是为维持一种生活，为你家人、子女负责，和你为自己负责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依据钱教授的看法，爱书就是天生的，跟基因有关系，而且有时还不是遗传的，是突发的，比如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爱书如命，但他父母都几乎是不识字的。
这天生的基因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这就像抽鸦片一样，上瘾。比如我们复旦史地所的周振鹤先生就是真正爱书、懂书、藏书的人。周先生在书店看中什么书了，一时没拿，但过两天过来发现被人拿走了，一问，别人拿走了。有时候可能就是我。我在复旦的一个地摊上花100块钱，买到十几本费正清的藏书，周先生说：‘哇！’在上海古籍书店周先生有时会看中几本书或者别的好玩东西，然后，也许不巧我就去了，哈哈。”爱书人享受着找书的过程，也享受着“英雄所见略同”的得意。
可惜这样“惺惺相惜”的同好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还有多少人有阅读习惯？我们看书是一页页翻着看，而现在人是一屏屏转了看，就是网上看得多。有些技术发展对某些行业是有致命损伤的，针对人文学科，网络就是一种致命损伤。因为电脑的检索功能让很多人就不看书了，查到了就好，习惯已经不同了。现在是没有‘手不释卷’的人了，说有那是谎话和疯话。而老一辈学者真的是这样，比如王国维先生，他太太管教他的孩子，孩子绕着他转，太太拿着鸡毛掸子追，王国维护着孩子，护的时候还是手不释卷。像梁启超，再忙，又革命又反革命，还做过管造币的工作，做过生意，他也是手不释卷。”
好书坏书一眼就能看出来
面对这么多藏书，当然免不了要请教钱教授这些书的前世今生，在如今繁杂的出版物中，他是如何找到自己想要的书的呢。“经常买书的人会有一个判断标准，好书坏书一眼就能看出来了，有些书是不必买的。但现在买书不能用以前的标准了，原来比如说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的书是好的，现在也未必。如果认学者，百分之百靠得住的学者现在几乎都去世了，你拿什么去判断？译者也一样，就我的相关领域而论，比如老一辈的何兆武先生、中年一辈的耿先生、年轻一辈的谈铮先生的翻译就肯定靠得住。可是，现在好的译者实在太少了。不象过去了。现在译书都成一个产业了……”
于是我们问起钱教授会不会像很多学者那样给学生开列书单，私心也期盼他为我们的读者开一个，却不想立即被他弹了回来，“开书单这个活一直有人做，从很早开始。但现在开书单的人有几个有资格？我们开的书单都是老一辈留下的，胡适开过，鲁迅也开过，我们只是照抄一份书单。看书是很私人化的事，跟别人没什么关系。我自己的小孩从来没有特别安排好的教育，让他自己去找去看。对学生也一样。以前我的老师也不会主动给我推荐书，除非我去问，中国的传统是‘只闻来学，不闻往教’的，你不问我何必要教你呢，你不想读，我何必要去说。问了，老先生会告诉我去看哪些书，我不问，他也不会讲，有时就看着我十几分钟也不说一句话。我们和现在学生最大的差距是我们会自己去找书。”
原来以为经商成功的钱教授是从书中找到“黄金屋”的，却不想他除了经济史，那些教人做生意的经管书是一律不看。“我家里的企业不也管得很好吗，那些都没用。几乎没有什么大商人是经济系毕业的，天天在那里研究经济的，恐怕未必就管得好自己的钱。都是天生的，真正成功的商人有几个是读书读出来的，凯恩斯是特例，他又做生意，又教书、又写书，是个天才。”
网络是一种诅咒
钱教授最近正在写作一本有关中国文明的书，对当下这个时代的文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悲观。“我们读书的时候，本科生和研究生没有什么很大的间隔，比如我曾经参与和陈平原、汪晖、王守常等人主办的《学人》杂志，我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但和他们完全没有交流障碍，无论是阅读习惯还是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们资讯的来源也基本上是相通的。但现在不行了，我和我的学生的沟通就好象有点问题。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我是很反对网络的，虽然我也用电子邮件，但网络带来人的责任感的淡漠，我一直认为网络是一种诅咒，该是我们这代人轮到了。网络上的人际关系多淡漠的，原来你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写写信很好，但现在哪里还有，现在还有几个人在写信呢？我如今一年也收不到10封信，只有老先生还在写。网络文学是什么，我觉得没有意义，我现在是不看也不知道。电视我也看得很少。我需要了解什么信息？天气预报和我都没有关系，我一看下雨了就不要出去就可以了，和我有什么关系。”
“现在的师生关系也和我们当时不同了，也就十年功夫，哪有十年里变化这么快的。我们当时和老师什么关系，我是三跪九叩拜师的，每年季羡林先生生日我都要过去的，要给他行礼。有些形式你会看上去很迂腐，觉得没必要，实际上有些形式没了，那就都没了。据说，现在复旦的BBS上面，学生就直呼老师姓名，在背后说老师坏话，这怎么可以呢，不可以的！写文章的时候都要规规矩矩地写‘老师’，或者称呼老师的字。你们会觉得这是个形式不重要，我们一直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没有毛的皮大概也不好说是皮了。”
理想中的书房
尽管已经有几处居所，钱教授还是在琢磨房子。因为他现在的房子，有个共同的问题，书进去，人就进不去了。所以，问题就是怎么能让人书不分离。他说现在没法想，这么多书，最起码要600平方米才能放得舒坦。于是我们就撺掇他恢复祖上的藏书楼，“那要占地多大呀，以前的老房子多大呀，过去的藏书楼外边围着一条河浜，万一烧起来好救火，还有一大块青石板地，用来晒书的，佣人就要十几个，然后少爷舒舒服服地在那里看书……那个不想了，哪里有这个可能，太腐朽了。” 钱文忠的搜书地图
“八十年代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在北京琉璃厂那些地方能淘到宝贝，现在都不可能了，那都是奇遇，可遇而不可求，那时候明版书也就二三十块钱，一幅康有为的字也就五百块钱，齐白石的也就几百块钱，挂在那里都未必有人要。我买到过李大钊的藏书、胡适的藏书，一块钱，两块钱。现在哪里找旧书，基本上就只去复旦旁边的两家书店，鹿鸣书店和心平书店，还有市中心的季风书店。”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