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此存照

商人子弟无论是通过「捐纳」以取得「监生」的身份或由正途出身以进入官僚系统，都自然不免对商业世界抱着一种同情而又理解的态度。我过去研究明清「士商互动」的历史，曾获得两点清晰的认识：第一、商人子弟入太学为「监生」并不必然是为了仕宦，而毋宁是借着「监生」的身份与官方往来，对家中的商业运作起一些保护作用。第二、由正途出身而踏进宦途的也有人宁愿在户部或税关任职，以便在行使职权时发生某些「宽商」的效应。至于在朝士大夫为商业发展（包括海外贸易）的正当性辩护之事则更是屡见不鲜。万历时御史叶永盛便曾为浙江盐税力争，得免岁征十五万两。但他之所以能如此则完全得力于歙县一位「生员」汪文演提供的数据。这个例子最能说明「商」通过科举制度上升为「士」之后怎样能影响到中央政府的基本政策，使商人阶层得到一定程度的照顾。